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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千年来未有之破坏
从100米高空拍下杭州，只见毫无规划、杂乱的建筑，水泥丛林，到处都是覆盖物，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。哪里能看出是杭州？哪里还像人间天堂，简直像地狱！
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，城市无节制地快速蔓延，土地上都是建设区，大地景观的变化，是多么剧烈和让人生畏。看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，和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——上海的电脑模拟图，它们对纽约与香港的认同程度，昭示了未来国人的身份和处境。
去年，“神舟”五号上天，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实现了。可是，看看从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：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，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，只有我们的国土枯黄一片。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，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！
高速城市化扩张，使原来的农田、林地、草地等土地变成了单一的建设区。大地景观正发生着“五千年未有”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带来的民族生存空间的危机、国土生态安全危机是史无前例的。在无知与无畏的态度下，我们在任意地虐待、糟蹋着有限的土地。
土地是活的，是生命的有机体！可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死猪肉，一块块切割掉、卖掉，被开发商一块块地瓜分掉，变得支离破碎，把土地的血脉切断了，破坏了山水的自然格局。古人说了，断山断水，是要断子绝孙的。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，我们的城市也将是死的。
“城市美化运动”的幽灵
我是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，1997年回到北京。回来一看，中关村一带拥挤不堪，路上跑的都是卡车，运砖头、石头，运建材呀，可以说是一种蓬勃的景象。但同时我又看到，行道树正被砍掉，民工们正往河底灌水泥，给河道做护衬……我能看到一个将要发生的前景：一个改造整个国土面貌的城市化过程已经开始了，但这种改造，又是多么缺乏景观合理设计的理念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美国有过一次很大的环保运动。卡尔森写就了著名的书《寂静的春天》，第二本与之媲美的就是麦克哈格的《设计结合自然》。 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，使我从传统意义上的园林，真正走向了大地景观。麦克哈格说：大地是有内在价值的，土地是有生命的，它是个活的系统。这个活着的系统告诉我们在大地上该干什么，人跟土地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样的。思考方法是把仅有的生态学认识，通过叠加的方法，就是千层饼的方法，一层一层叠加，最地下的是地质、地貌、植被、水文，然后动植物的分布，人的活动，一层层叠加，进行土地的适宜性分析，根据这些告诉人们该如何利用土地，该保护什么。
回国后的几年间，我去了100多座城市。如火如荼的城建场面，更让我痛心和焦虑。本来美丽的山林，却被无知地“三通一平”掉了；本来非常动人的河流，却被残忍地裁弯取直，水泥灌底护衬，变成了人工河渠；好端端的粮田，一夜之间就被大笔一挥地划为开发区，然后又被撂荒。在那些气派的广场和景观大道背后，仅仅几步之遥，就是臭气熏天、肮脏拥挤的街巷和垃圾场……
广场风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着，中心广场、时代广场、世纪广场、市民广场，一个比一个气派，一个比一个恢弘，却只是一些没有人性的广场、无人的广场。许多城市广场，根本就不是为老百姓建的。是为了美化城市，是为了展示、纪念或面子，是为了炫耀政绩，而不是为了功用，是为了广场而广场。
你会突然在郊外稻田里，看见一块花岗石铺地的广场；烈日炎炎下，广场成了可怕的去处——能晒死你！是一块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的热锅。没有树阴供人遮阳，没有座椅供人歇息，铁丝网将人拒草地之外；为了美化广场，不惜巨资，修建大型喷泉、华灯以及各种莫名其妙的机关，但又不堪沉重的日常运行费，不得不闲置或偶尔做做展示。将户外广场当成室内厅堂来做，金玉堆砌，以贵为美，抛光的大理石和花岗石铺地，整得比抽水马桶还要光滑。好了，下雪了，下雨了，成了溜冰场，老人孩子是决不敢上去的。因为将商业活动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排斥在外，夜晚的广场，华灯下也是一片死寂……
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市政大楼前，广场是一个摆设，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。就像路易十四从凡尔赛的窗户里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。
广场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，使用者是普通百姓。他们可不是坐在市政大厦中俯瞰广场的市长，也不是坐在空调车内绕场一周视察的官员和富豪。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男人们、女人们、儿童们、老人们，还有残疾人和病人们。广场是为他们的日常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、娱乐设计的，他们才是城市的主人。而那些讲究气派、展示性、纪念性、标志性的形象工程，最后只能成为失去意义的摆设，成为失落的场所。
实际上，是市长们在设计城市，建造什么是领导说了算。在市长们的观念里，仍有专制意识在作祟：
长官意志 在当代的城市建设中表现为谁官大谁说了算，听上面的。惟官是从，官大于法，城市景观变成了市长个人意志的体现，才出现了种种讲究气派、展示和纪念性的城市景观。
草民意识 在专制社会，君主和官僚治理民众如放牧牲畜一般，马克思说过，专治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，使人不成其为人。官僚们的潜意识会经常影响城市建设，使城市景观根本漠视普通居民存在，不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服务。为了获得上级的欢怡、赞赏，可以牺牲万民的利益。
100多年前，美国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城市美化运动。借着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城市形象冲击，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。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：不做小的规划，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的魔力。要做大规划，一旦实现，便永不消亡。但这场好大喜功的城市美化运动，仅持续了16年就被叫停，代之以经济、美学、健康的城市规划理念。
没想到，“城市美化运动”的幽灵，如今飘洋过海地到了中国。16世纪意大利的广场，17世纪法国的景观大道，20世纪美国的摩天大楼，出现在了中国的大大小小城市。
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，而是决定不建什么！
有人问，为什么说央视新址这样的大楼，在西方现在是不可能建的？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，它们看上去极现代，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，图有其表而已。如果没有现代精神，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、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。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，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。这样的项目，就是国内的开发商也不会建，它们最终只能让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。
城市只不过是后来植到土地上的，城市发展经历过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城市是为神而建的，像中国的天坛、欧洲中世纪的神殿、南美洲的玛亚神庙，等等。那都是神统治人的地方，人没有地位。第二阶段城市是为君主建的，欧洲文艺复兴后，君主取代了神，城市也不是为普通百姓建的，是为君主、为贵族建的。如巴黎就是为路易十四建的，中国的故宫也不住老百姓。第三阶段城市是为机器建的。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，公路是为了跑汽车，摩天大楼用于商贸，追求高效快速，城市建设是管道型的，像纽约等城市就是这样的。城市不是真正为了人的生活、居住，人没有了步行、休闲的空间，人没有了地位，城市也浪漫不起来。
西方现在已进入了后工业时代。工业时代认为是美的东西，到了后工业时代，人们已觉察到不但不美，甚至是有害的。你们能想像出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建工程是什么吗？在美国的波士顿，沿海湾地表上有一条架空的高速干道，这条高速路带来的噪声、污染，对城市影响很大。当地政府一直想通过大开挖，把这条高架路埋到地下去，在原地上建一条绿色廊道，自行车道。讨论了十多年，2003年，这个本世纪美国最大的城市改建工程——波士顿环海高架路大开挖工程动工了。这一挖一埋，要花掉200多亿美元。我们却还乐此不疲地造高架桥。几十年后，我们会不会也像今天波士顿一样，花成百上千亿元人民币再把桥埋到地下去呢？我们是不是在花钱犯错、犯傻。
再说央视大楼，实际上，它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“帝国”的建筑。当今，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，因为，它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——土地的伦理，理性、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及现代建筑原理。用十分之一的钱，就可以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建筑。它是展示性的，它是那些“帝国”的建筑师们，在现在的中国，实现他们的“帝国”梦想。
我曾评说国际同行：请你们自重，请不要用你们的汉堡包、麦当劳、热狗、法国油炸食品，来填塞处于景观饥饿中的中国大地。中国的开发商和市长们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甄别能力，很容易被张扬的、形式主义的建筑和景观设计所迷惑。国外来的设计师们，要尊重和珍惜中国的土地，如同尊重和珍惜自己的土地一样；应该把自己国家的经验尤其是教训，坦白地告诉给中国城市的决策者和开发商们。
我与多位市长交流过，感觉他们是那么迫切地想通过城市景观来建立政绩，他们中的一些人又是在一种盲目和错误的理念指导下，设计城市、建造城市。然而，市长不是决定城市要建什么，而是不建什么!城市规划，就是要告诉土地的使用者不准做什么!比如河湖、山林、湿地甚至农田等，首先要立法保护起来，谁也不能动。
早在100多年前，美国的波士顿还是个小镇，城市的决策者们在土地还没大规模开发前，先廉价地购得郊外大片的土地。这片土地上有沼泽、荒地、林阴道以及查尔斯河谷，他们立法保护它作为永久的绿地系统。如今100多年过去了，城市扩大了好几倍，昔日的郊外已变为市中心。现在，这块宝贵的绿地，成为市民身心再生的场所，成为波士顿人最为骄傲的蓝宝石项链。
去年那场并不算大的雪，把北京搞成了什么样子，整个交通瘫痪。我们院里的人晚上5点下班，走到家是第二天的凌晨4点。假如我们有一条绿色廊道，从北京这头到另一头，骑自行车一个半小时足够了。
在加拿大境内，就有一条畅通的自行车道，从东海岸达西海岸。美国也有一条，从迈阿密一直可以走到最北端。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，更需要建一条条畅通的绿色廊道，它们必须在城市形成前就保留下来，否则未来的代价太大，更何况石油危机迟早会降临。和平崛起，意味着我们必须有不依赖小汽车的低能耗交通模式。全城范围内的绿色自行车道网络不但是健康和生态的规划战略，也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。
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具有前瞻性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（道路系统、给排水系统等），关于这一点，许多城市决策者似乎已有了充分的认识，国家近年来在投资上的推动也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。同样，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，如果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不完善或前瞻性不够，在未来的城市环境建设中必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，决策者和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和研究还远远不够。
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，有了清新的水和空气，城市也就有了美。一个生态基础好的城市，就像一个人拥有健康的五脏六腑一样；而一座城市的生态基础被破坏了，这个城市也就完了，不可能有生机，更不可能持续发展。
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
有一次在湖南，一个很有钱的开发商听说我是哈佛回来的，非请我做项目不可。开发商的那块地上有山、有水、有丘陵、有林子，自然形态非常好，他想盖办公楼和别墅。我说就保留原有的山水和树林，再结合地形盖些建筑。但开发商不肯，他要有白宫般的豪华和气派，房子造到山顶上，把山底的湖填掉，再在山上建人工水池、喷泉、广场。我根本下不了手。砍掉的树让我心疼，填掉的湖让我心疼，削平的山让我心疼。那些茂密的林子，至少要长20年啊！我说他，你这种做法国际上早不流行了，但开发商就是听不进去。我说，我是不可能在这里造白宫的，你另请高明吧!
这是典型的暴发户心态，体现在城建上，就是一种拜金主义倾向：追求昂贵、不讲品位，什么东西贵、奢侈，什么就是好的。除了到处建摩天大厦、金堆玉砌的城市广场外，还不惜工本地引进国外的名贵花草树木。虽然花了很多钱财，但城市却不能让人产生亲切感，而是日益强烈的疏离感和陌生感。除了以暴发户意识搞城建外，还有帝王意识、小农意识、庆宴意识、领地意识等。
一年一度的五一、十一最能体现庆宴意识。小农经济下的人既贫穷又有穷奢极欲的天性。一年中至少可以有一次尽情消费——过年，就要把平时艰辛节俭而得的积蓄在几天内消费殆尽。其中多带攀比和显摆意思，看谁家宴席最大，礼品最丰。有报道说今年的天安门广场是从1984年开始，花坛摆放最高的一次，神舟五号发射架达到了17．4米，成为20年来最高的花坛。广场中心花坛喷泉，直径达72米，中心水池主喷高18米……花坛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气派，而且年年翻新。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，明年是十万株五色草堆成的巨龙。“大庆”、“献礼”工程一个比一个豪华，一个比一个张扬。可是，几天的节日过罢，花凋草枯，剩下的时间里市民们必须面对着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。据可信的估算，用于节日设花坛宴的投入，足能为城市建一个不算小的绿地或公园。
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
我曾提出保护和建立城市生态基础10大措施，比如：保持山水格局的连续性，不干断山断水的蠢事，让生命的自然过程通道畅通。城市水系如河、湖，是城市最有灵气和风韵的地方，是最美的部分，要保持它们的自然形态。
我们祖先讲风水，无非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但是现在城市的河道被做了水泥护衬，筑坝蓄水，河岸做了铺装。水与土地的分离，导致河流失去自净能力，加剧水污染程度。流水变成了死水、臭水。光洁的水泥花岗岩护岸，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水际，变得寸草不生。一条自然的河流，是城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，现在连老鼠也不光顾，这还叫河吗？在大地景观中，生态健全的水系统构成的绿色通道网络，恰恰最具有蓄洪、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。
有人曾反问，那你说说什么叫河？我希望看到清沏的流水，河底长着水草、游着小鱼，而不是水泥，不是光亮的意大利瓷砖，不是整齐的美国草，不是漂亮的荷兰郁金香；相反，我希望看到的是当地的芦苇、茅草、水葱、菖蒲……浅水卵石、野草小溪，人们对河流的需要，并不再乎其水多，而在乎其动人的自然野趣。
曾经水草丛生、青蛙缠月、鱼翔浅底的自然河流，被穿上水泥盔甲，城市最美丽的元素就这样被糟蹋掉了，将来总有一天，人们要为河流松绑。西方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把上世纪人工建设的渠化河道炸掉、拆掉，重新挖掘以往填埋的水系，恢复河湖的自然形态，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。
我现在竭力呼唤景观设计的“白话文运动”。现在到处是国外的奇花异草，到处是罗马柱、巴洛克式屋顶，为什么？因为只认同别人，不认同自己。认了个巴黎爹、罗马爹、纽约爹，却恰恰忘记了自己是重庆人、武汉人、山东人，最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爹娘。人迷失了，没了根，最后只会感到空虚。
白话的建筑、白话的景观、白话的城市，决不等于西方现代建筑和景观的形式，而是科学、民主、平民化的精神。这是一个告别帝王和英雄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抛弃帝国和封建主义的时代。科学和民主，人文和生态理想在催生设计学科的革命，它将使我们彻底抛弃帝王和贵族的异常景观。
一百个国家大剧院、一千个央视大楼、一万条世纪大道、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、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、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，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，离平民越来越远，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，离现代化越来越远，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。
回到人性与公民性，回到土地，回到人们日常的需要。一片林阴、一块绿地、一条河流、一块让人身心再生的场所。那里潜藏着无穷的诗意，它一定会使人重新获得诗意的栖居。
作者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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